西方人來中國傳教，自命是傳基督的光輝，來啓迪“異教徒蒙昧的心靈”，然而這種唯心企圖，往往要用唯物的手段來掩護，才能自然地接近待拯的異教徒。十七世紀的耶穌會神父，如利瑪竇和湯若望，是用天文曆算來做上帝的先驅，但實效不大。十九世紀的新教牧師改用醫術來接近大眾，正合中國人的需要，就收效多了。不過當時的中國人知識落後，對於西方的醫術原來不很信任，所以那些傳教士在華行醫，必須特別謹慎，否則易犯衆怒。
例如二十世紀初年，耶魯的年輕校友組織了耶魯傳教會，來華展開傳教工作，並且選了排外運動最烈的長沙做基地。他們先開辦了雅禮中學，接著又在一九〇六年設立了雅禮醫院，由愛德華？休姆(Edward Hume)主持，手下只有兩個未經訓練的助手，辛苦可以想見。不幸一開始就有一個湘人病重死在醫院裏，嚇得休姆趕快爲死者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材，價錢比死者家人買得起的一種貴出一倍。又有一次來了一位高官，以為休姆會按中醫的規矩把他的右脈，不料休姆只把了左脈，乃一怒而去。
但是早在鴉片戰爭之前，廣州有一位著名的西醫，有過更奇特的經驗。他名叫彼德？派克(Peter Parker，中國近代史上譯爲伯駕)，是美國人，也是耶魯畢業。一八三五年，派克設立了廣州眼科醫院，極受歡迎，前來受診的病人三個月內就有九百多人。派克的專長是開刀，據說他挑中眼科，是因為當時的中醫在眼疾方面療效最低，又據說最忙的一次，他曾在一小時內爲十六個白內障的病人開刀。因為當時求診的人太多，他除了照顧眼疾之外，其實還要治各種各樣的膿瘡、贅瘤、毒瘤。派克為人十分細心，不但詳細記載了病情的個案，而且還雇請了一位叫林瓜的本地畫家把罕見的病例繪圖留念。這些資料存在今日倫敦蓋氏醫院的陳列館(Gordon Museum，Gny’s Hospital，London)，十分可貴。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派克記下了他的四百四十六號病案。那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，由他父親帶來。乍見之下，她似乎有兩個頭，真把派克嚇了一跳。走近時，才發現她右臉長著一個贅瘤，從太陽穴隆起，一直伸到嘴邊。派克要求那女孩的家長立下志願書，聲明手術萬一致命，不怪醫生，才肯為她開刀，手術只用了八分鐘，女孩便解去重負。瘤重一又四分之一磅，底部周長十六英寸，傷口癒合得很快，十八天後病人就出院了。
但是派克治療的病案之中，最微妙的一件卻是疝氣。患者不是別人，是林則徐。
一八三九年初，清廷派林則徐爲欽差大臣南來廣州，查禁鴉片。英商敷衍他，不甘盡數繳出毒品，林則徐乃於三月二十四日派兵包圍“夷館”。被困的外國人有三百多名，派克也在其中。三天之後“夷館”的領事義律屈服，命英商陸續繳清鴉片。不久英僑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門，派克卻獨自留在廣州，因為醫術高明，反和中國官方頗多接觸。林則徐先是要他開方爲鴉片煙客戒毒，繼而請他為自己治疝氣。
派克在病歷上記道：“病案六五六五號。疝氣。林則徐(誤拼爲Lin Tsihseu)欽差大臣。”
疝氣俗稱小腸氣，我國幼嬰常因患上百日咳而得了疝氣。此病我小時就患過，後因開刀根治，當然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隱疾。不過欽差大臣生了疝氣，卻也不便張揚，而且一百年前猶“嚴夷夏之防”，怎能讓一位陌生的“夷醫”來玩狎重臣的政躬？
那年七月，洋行買辦侯瓜帶來林則徐的一封信，要派克配藥給他醫疝。派克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封中文信，詳析疝氣的病因，附以圖解，並且建議可裝托帶。林則徐想必不願任人近身來裝帶，似乎也懷疑裝了是否有效。他派來一位已經裝有托帶的朋友，向醫生再索一具。派克回稱，這東西必須由醫生動手安裝。於是林又派來一名亦患疝氣的副官，要醫生裝上托帶。派克從命，那副官立刻感到舒暢。最後又來了一人，自稱是欽差大人的“兄弟”，正巧體型也差不多，托帶如果合他，必然也合欽差大人。此計果然妙絕，派克無奈，只好爲來人安裝疝帶。
事後派克在業務報告中說，“呈送給欽差大人的托帶尚稱見效”，又說不但林則徐曾經當眾誇獎他的醫院，而且結了善緣之後，林的左右侍從也每天出入醫院。
林則徐是清末一位有守有爲的開明大吏，一生治績，無論是水利、屯田、減賦、禁煙，莫不利在百姓，是我最敬佩的近代人物之一。我一直認為他在虎門銷毀鴉片的壯舉，真足以羞東亞病夫而警西洋奸夷，值得好好寫一首詩來歌贊。郭廷以曾說他“就中國的傳統來論，固然是一位才德俱優，有識、有爲、有守的人物；即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，亦爲一位實心任事，廉隅清正的公職人員”。林則徐說他自己“家居閩海，於外夷一切伎倆，早皆深悉其詳”。此話未免失之自誇，好在他對洋務西學一直有心研究，不但著人翻譯書報，更編輯《四洲志》專書。《萬國律例》(Law of Nations，by De Vattel)的片段中譯，就是派克受林之囑所作。林則徐初到廣州，曾擬一道照會致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，懇請她在那一頭正本清源，釜底抽薪，遏止鴉片的毒業。“設使別國有人販鴉片至英國，誘人吸食，當亦貴國王所深惡痛絕……貴國王存心仁厚，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。”這一番話真是義正而詞婉，凡有血性的中國人，甚至略具良心的西方人讀了，照理都會感動，但是當時對那頭約翰牛，卻像彈琴，這封信，林也曾請派克加以斟酌。郭廷以在《近代中國史綱》裏說林則徐“初至廣州，曾擬就一道給維多利亞女王的照會，詞句近乎威脅。七個月後，所頒發的與初稿頗有出入”。這麼看來，此信的定稿想必也有派克的意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