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以類聚，我的朋友大半也是書呆子。很少有朋友約我去戶外戀愛春天。大半的時間，我總是與書爲伍。大半的時間，總是把自己關在六疊之上，四壁之中，製造氮氣，做白日夢。我的書齋，既不像華波爾(Horace Walpole)中世紀的歌德式城堡那麼豪華，也不像格勒布街(Grub Street)的閣樓那麼寒酸。我的藏書不多，也沒有統計，大約在一千冊左右。“書到用時方恨少”，花了那麼多錢買書，要查點什麼仍然不夠應付。有用的時候，往往發現某本書給朋友借去了沒還來。沒用的時候，它們簡直滿坑滿谷；書架上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之外，案頭，椅子上，唱機上，窗臺上，床上，床下，到處都是。由於爲雜誌寫稿，也編過刊物，我的書城之中，除了居民之外，還有許多來來往往的流動戶口，例如《文學雜誌》、《現代文學》、《中外》、《藍星》、《作品》、《文壇》、《自由青年》等等，自然，更有數以百計的《文星》。
“腹有詩書氣自華”。奈何那些詩書大半不在腹中，而在架上，架下，牆隅，甚至書桌腳下。我的書齋經常在鬧書災，令我的太太、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顧而絕望。下女每逢擦地板，總把架後或床底的書一股腦兒堆在我床上。我的岳母甚且幾度提議，用秦始皇的方法來解決。有一次在颱風期間，中和鄉大鬧水災，夏菁家裏數千份《藍星》隨波逐流。待風息水退，乃發現地板上、廚房裏、廁所裏、狗屋頂，甚至院中的樹上，或正或反，舉目皆是《藍星》。如果廈門街也有這麼一次水災，則在我家，水災過後，必有更嚴重的書災。
你會說，既然怕鉛字爲禍，為什麼不好好整理一下，使各就其位，取之即來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!我的答覆是不可能。凡有幾本書的人，大概都會瞭解，理書是多麼麻煩，同時也是多麼消耗時間的一件事。對於一個書呆子，理書是帶一點回憶的哀愁的。喏，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“一九五二年四月購於臺北”(那時你還沒有大學畢業哪!)那本書的封底裡面，記著一個女友可愛的通信地址(現在不必記了，她的地址就是我的。可歎!可歎！這是幸福，還是迷惘？)有一本書上寫著：“贈余光中，一九五九年于愛荷華城”(作者已經死了，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學史。將來，我的女兒們讀文學讀到他時，有什麼感覺呢？)另一本書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，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個小鎮上窮泡，好久不寫詩了。翻開這本紅面燙金古色古香的詩集，不料一張葉脈畢呈枯脆欲斷的橡樹葉子，翩翩地飄落在地上。這是哪一個秋天的幽靈呢？那麼多書，那麼多束信，那麼多疊的手稿!我來過，我愛過，我失去——該是每塊墓碑上都適用的墓誌銘。而這，也是每位作家整理舊書時必有的感想。誰能把自己的回憶整理清楚呢？
何況一面理書，一面還要看書。書是看不完的，尤其是自己的藏書。誰要能把自己的藏書讀完，一定成為大學者。有的人看書必借，借書必不還。有的人看書必買，買了必不看完。我屬於後者。我的不少朋友屬於前者。這種分類法當然純粹是主觀的。有一度，發現自己的一些好書，甚至是絕版的好書，被朋友們久借不還，甚至於久催不理，我憤怒得考慮寫一篇文章，聲討這批雅賊，不，“雅盜”，因為他們的罪行是公開的。不久我就打消這念頭了，因為發現自己也未能盡免“雅盜”的作風。架上正擺著的，就有幾本向朋友久借未還的書——有一本論詩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，已經半年多沒還了，他也沒來催。當然這麼短的“僑居”還不到“歸化”的程度。有一本《美國文學的傳統》下卷，原來是從朱立民先生處借來，後來他料我毫無還意，絕望了，索性聲明是送給我，而且附贈了上卷。在十幾冊因久借而“歸化”了的書中，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財產。它們的“僑齡”都已逾十一年。據說系圖書館的管理員仍是當年那位女士，嚇得我十年來不敢跨進她的轄區。借錢不還，是不道德的事。書也是錢買的，但在“文藝無國界”的心理下，似乎借書不還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。
除了久借不還的以外，還有不少書——簡直有三四十冊——是欠賬買來的。它們都是向某家書店“買”來的，“買”是買來了，但幾年來一直未曾付賬。當然我也有抵押品——那家書店為我銷售了百多本的《萬聖節》和《鐘乳石》，也始終未曾結算。不過我必須立刻聲明，到目前爲止，那家書店欠我的遠少於我欠書店的。我想我沒有記錯，或者可以說，沒有估計錯，否則我不會一直任其發展而保持緘默。大概書店老闆也以為他欠我較多，而容忍了這麼久。
除了上述兩種來歷不太光榮的書外，一部分的藏書是作家朋友的贈書。其中絕大多數是中文的新詩集，其次是小說、散文、批評和翻譯，自然也有少數英文，乃至法文、韓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。這些贈書是來歷光明的，因為扉頁上都有原作者或譯者的親筆題字，更加可貴。可是坦白地說，這一類的書，我也很少全部詳細拜讀完畢的。我敢說，沒有一位作家會把別的作家的贈書一一覽盡。英國作家貝洛克(Hilaire Belloc)有兩行諧詩：
